上海大鑫钢铁厂这座抗战期间内迁四川的最大民营炼钢厂，历经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发展，随时代兴亡，为时代助力，在历史长河中独树一帜。

初建成名

       1933年8月，大鑫钢铁厂创办于上海，由炼钢专家余铭钰与其姐夫方文年共同出资建立。同年9月，大鑫钢铁厂正式投产，余铭钰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定钢铁厂性质为民营股份有限公司，主营炼制普通钢合金钢及铸钢，轧制钢板等各式竹节钢及钢条，铸制普通铁、强性铁、合金铁及各种合金。

       与此同时，大鑫钢铁厂的业务还包括协助上海金陵等兵工厂制造国防需要。上海的江南、瑞镕等造船厂的机件材料，京沪、沪杭、津浦、陇海等铁路所需要的机器配件，大多由大鑫供给。

       大鑫钢铁厂资本充裕，冶金技术先进，可以实现炼钢、炼铁一体化生产，产品质量优良，逐步成为上海市乃至全国实力最为雄厚的民营钢铁企业。余铭钰也成为国内钢铁业界的知名人物。

内迁后方

       1937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从上海开始，大规模侵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时局严峻。在日本人的觊觎下，余铭钰向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提交申请内迁报告，成为国内第一家呈请内迁的企业。由于钢铁是战时必要的兵工原料，大鑫钢铁厂的请求得到迅速批准。

内迁的钢铁厂

       当撤迁到武汉时，余铭钰发现在武汉没有适合的建厂地点，发电厂也无法供给所需的电力，而此时南京战事已吃紧，日本紧逼武汉危机在即，他决定继续西迁，将工厂迁往重庆。

       当时，长途迁移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大鑫钢铁厂辗转数月，迁运资金无法保证；同时运输需要许多船只，当时也极难找到；而国民政府又无帮助民营工厂搬迁的具体计划。1937年11月，余铭钰当即决定与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和金城银行签订了协议，由民生公司注入一半资金（25万元），并提供大鑫厂迁川所需的船只。

卢作孚

       1938年2月，大鑫厂改为民生公司控股50%的“大鑫钢铁渝厂”，公司性质为“民营合办”。当时的大鑫钢铁厂作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向社会吸纳资金，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对外发行股票。

       1938年10月，大鑫钢铁渝厂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改名为渝鑫钢铁厂股份有限公司。

稳健经营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需要，大力发展后方经济。1938年先后颁布《抗战建国之经济建设工作报告》《抗战建国经济建设实施方案》，为大后方民营工业保驾护航，如缺乏原料时政府代为购买储存，缺乏资金政府帮忙抵押，迁移机械设备政府担任运输保险等等。

       渝鑫钢铁厂为快速恢复发展生产，努力解决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于1939年6月3日，召开第二届股东大会，决定向社会筹集资金。同年12月，渝鑫钢铁厂资本扩大到120万元。

       与此同时，抗战的爆发使得东南沿海的人口大批迁往四川、陕西、云南、贵州等地，人口的聚集为大后方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民用需求使得钢铁产品供不应求。作为大后方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渝鑫钢铁厂也得到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的大力支持，在政策、资金上得到优惠。

余铭钰指导工人

       1940-1941年渝鑫钢铁厂稳步发展，盈利丰厚，规模扩大，1941年比1940年产品营销增长率高达156%。

       1942年1月，周恩来总理专门视察渝鑫钢铁厂并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钢铁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对渝鑫钢铁厂为中国钢铁工业及抗战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

       到1943年，渝鑫钢铁厂共有职工2350人，资本到达1000万元，形成一套“以炭炼铁，以铁炼钢，以钢制器”的生产体系，产品质地优良，花色品种繁多，得到大量市场订单，被誉为大后方钢铁机器业的“六大金刚”之一。

走向解散

       为摧毁大后方经济，1938年2月至1944年2月，日本航空部队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达7年的狂轰滥炸。渝鑫钢铁厂在蓬勃发展之际也难逃厄运，财产损失惨重。

       重庆大轰炸成为渝鑫钢铁厂由盈利转为亏损的分水岭。1940年10月，渝鑫钢铁厂成为主要轰炸目标，厂中落弹30余枚，主要集中于钢厂核心炼钢部分，主要机器电气炼钢炉两座被毁。仅1940年5月至1941年8月，渝鑫钢铁厂遭受日机5次轰炸，造成的直接损失高达130余万元。

       面对轰炸，钢厂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应对，如迁移总厂、分散建厂；制定办法，防范空袭；积极办理兵险，减少轰炸损失等等，损失得到最大程度减少，但1943年以后的渝鑫钢铁厂经营每况愈下。

重庆大轰炸

       更为惨淡的是，国民政府为支付抗战军费而财政赤字，于是加大货币发行量，导致大后方通货膨胀严重，对民营工业的生产经营更为不利。物价上涨、工人生产积极性下降、钢铁消费市场饱和导致渝鑫钢铁厂产品滞销。

       1943年，由于钢铁生产原料及重庆电力供应不足，渝鑫钢铁厂平均每月产出各种钢料一百五六十吨，仅及设备能力四分之一。

       抗战胜利以后，内迁大后方的工人、技术人员都想复员回到沿海沿江地区，工人工作情绪日渐低落，劳资纷争日益严重，导致重庆工潮频发。1945年9月，渝鑫钢铁厂内外交困，资金匮乏，不得不调整薪酬，遣散员工，但费用高达1亿6千余万元，余铭钰只得请求政府救济，但未见实效。

       1945年11月20日，余铭钰不得不呈请政府允许全厂停业遣散。

       1946年，国民政府的复员民营钢铁事业调整计划中，拟将渝鑫钢铁厂与资渝、资蜀合并改组为完善的钢铁厂，后因各种缘由未能实现。大鑫钢铁厂因此随历史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