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悄然降临，充满寒意的日子里，一位又一位国士永远地离去了。矿冶领域也在这一时间痛失三位功勋卓著的院士。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事迹、他们的贡献无疑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学霸兢兢业业撑起一片天

“地震宗师”邓起东

2018年11月6日，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发布讣告，我国著名构造地质学家和地震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邓起东先生，因病于2018年11月6日23时22分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80岁。

“著作等身探究大地震成就一代宗师，青山踏破寻迹活断层撑开一片天地。”

这是邓起东院士挽联上的内容。他的一生，也是学霸创造辉煌、开辟地质科学新领域的一生。

1938年，邓起东出生于湖南双峰。上世纪50年代中期，邓起东在湖南长沙读中学。一天，戴着眼镜的地理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几个图形，介绍着褶皱、断裂的成因，对大自然感兴趣的邓起东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在度过了高中三年的地理课外小组活动后，邓起东于1956年报考了中南矿冶学院地质专业，从此与地质结缘。

1961年，邓起东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著名的地质学家张文佑教授的领导下学习做科学研究工作。

邓起东是“学霸”，思维敏捷，过目不忘，考试永远都是第一。女儿邓海鸿念书时，遇到学习上的困难，疑惑地问父亲，为什么学习这么难？您告诉我怎么办？邓起东也很疑惑，学习有什么难的？考第一不是很简单的事吗？

“学霸”创造过多个第一——亲手绘制第一张国家地震烈度区划图、第一张全国地震构造图、第一张大比例尺活动断裂地质图……

在地质界人士看来，邓起东是“中国当代地震地质和活动构造学研究的主要带头人之一”，我国现在地震地质和活动构造研究水平能和外国人站在同一条线上，就跟邓起东的导向作用有关。他是我国地震地质与活动构造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构造地质、活动构造、活动断层与古地震、地震区划、地震机理与预测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学术造诣享誉海内外。

能让中国地震地质学研究和外国并驾齐驱，是一位老人几十年的坚持。

“我小时候啊，基本没怎么见过我爸。”上世纪70年代，一家五口——夫妻俩和两个孩子、一位老人挤在一间17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屋里除了床和书本之外，就只有一张读书和吃饭两用的小桌。

半夜时分，女儿常常迷迷糊糊醒来，总能看到桌前烟雾缭绕，一个伏案工作的背影一动不动——父亲总是工作到深夜。这是邓起东院士女儿的童年记忆。

这个背影，当时正在忙着编制一张重要的地图——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图。

地震区划图是用于抗震设防的地震区划图，如果没有这张图，每一个大中型工程，都要去当地一一考察，费用高昂。1970年国家地震局成立后，决定编制一张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图。当时，邓起东被任命为组长主持工作。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在“文革”时期，全国各地的地震资料没有系统，很零散；野外调查还常常遇到各派别的阻挠。在这样的条件下，邓起东硬是带领同事们确定了适合中国的一套地震区划方法。

1977年，他们成功了。国家正式批准把这张图作为全国抗震工程和经济建设应用的必备图，并在一年后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同时，邓起东院士也穷尽毕生心血致力于地震预测的研究。

1975年2月4日0点30分，辽宁省地震办公室做出了地震预测，并向全省发布预报。寒冬腊月，民兵们逐家上门把不愿出门的老人背了出来。果然，当晚7时36分，海城、营口县一带发生了7.3级强震，由于提前准备，无较大人员伤亡。

第一次准确预测到如此严重的地震，邓起东和同事们都感到十分欣喜，看来地震是可以被准确预报的。

然而，第二年唐山大地震突然袭来，毫无预兆，让他们从大喜坠至大悲；32年后，这种锥心之痛再次降临。汶川大地震来了，没有遵循学界认可的规律，也没有出现学界认可的前兆。地震后不久，邓起东刚从加拿大回国，顾不得休息，便立刻赶往震区。

随行的学生安艳芬回忆，在震区路边，邓起东遇到一位老人，得知他们是从北京来的地震专家，老人遗憾地说:“你们要是早来一天提醒我们，我们的伤亡也不会这么大。”

听闻此言，邓起东眼睛一酸，几近落泪：“老人家，我们也确实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地震，实在是我们无能，对不起。”

对于地震工作者来说，面对每一次强震的束手无策，都是一场煎熬。此后几年，邓起东五次到震区进行研究，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七十几岁的老人了。

“邓老师做了一辈子地震研究，最希望的是能减轻地震带给人们的伤害，面对大地震，他的遗憾和普通人的遗憾不一样。”安艳芬说。

常年野外奔波、加班加点的生活，让他的身体极度透支。47岁时，邓起东得了脑血栓；56岁，又患上心脏病；1997年1月，确诊为肾癌，左肾被切除；今年6月，又诊断出来尿路上皮癌，一直住院。

直到今年住院之前，这位80岁的老人，每天还在准时上班，周六日还时常加班。

11月的一天，在CCU（心内科重症加强护理病房）的病床上，邓起东坐起来，向女儿要来一张纸、一支笔，写下了“遗嘱”两个字。

女儿有点吃惊，等着父亲继续落笔。接着，遗嘱的第一句话是“希望地质所越来越兴旺”。写到“兴旺”两字的时候，老人已经不记得这两个字该怎么写了，女儿忍不住，说“爸爸，写不动就别写了。”而关于自己的财产、房产，邓起东一字未提。

他的学生杨晓平说，老一辈科学家的性格都是这样，工作第一，其他的都在之后。这是一般人理解不了的地方。

邓起东院士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构造地质学，主要从事活动构造、地震地质、地球动力学和工程地震研究；包括我国华北、山西、天山阿尔泰山和青藏高原等不同地区的活动构造和大地震区地震构造研究，走滑、挤压和拉张等不同类型构造的几何学、运动学和形成机制研究，古地震区和定量活动构造学研究，全国和地区活动构造图编制及构造应力场和动力学研究、地震区划和工程地震研究等。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和中国地震局重点项目及中外地震和活动构造合作研究项目。

斯人已逝 知识长存

石油化工专家侯芙生院士

10月3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侯芙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侯芙生，这是一个不为一般人所熟悉的名字，但却深深镌刻在中国石油炼化发展的进程中。在石油炼化行业内，许多科技人员说：“我们虽然没有机会和侯院士共事，但我们都是他的学生。”

“可以说石化行业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侯芙生的贡献。他的人生经历与共和国炼油石化行业的发展密切关联。”任职于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的董亚峥博士表示，他因为中国科协牵头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而与侯院士结缘。

侯芙生院士生于1923年11月28日，江苏省无锡市人。求学路漫漫，侯芙生小学和中学曾因为学费问题多次失学，也曾因为战争原因肄业逃难，辗转多地。1943年，抱着“读书救国”的决心，侯芙生报考了从上海迁到福建建阳的暨大化学系。在暨大，他变成了化学迷。“大学期间学了很多东西，特别是打好了有机化学的底子，后来搞炼油、石油化工非常有用”。

1950年，侯芙生应聘到东北石油十厂工作，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5年后即成了工厂的代总工程师。1956年侯芙生调到石油部工作，组织制定了用新疆低凝原油生产多种特低凝军用油品的生产建设方案，组织实施了润滑油生产新流程，组织参与了催化裂化、加氢裂化等重大项目科技攻关，制定提出了油化纤综合利用发挥最大效益的规划方案，为我国炼油工业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7月，中国石化总公司成立，侯芙生从石油部调到中国石化总公司，负责炼油和石油化工生产技术工作。在中国石化工作期间，侯芙生组织参加了渣油加氢处理等多项重大科技项目攻关；针对高桥重油催化裂化、扬子加氢裂化和巴陵己内酰胺等一批装置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多次率专家组深入现场调研，攻克技术难关；参与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编制，为中国石化的持续有效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末期，将近70岁的侯芙生，开始学着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编程等工作，是总公司技术干部中最早使用计算机工作的人之一。

在儿子侯仲白眼中，父亲对于他们三个孩子来说是小时候的不解和陌生，是成年后的自豪和敬重。“小时候，父亲老出差加班。即使回家也总是学习、看资料到很晚。”侯仲白告诉记者，自己长大后从炼化行业的工具书上看到父亲的名字，从整个行业的历史进程中读到父亲的贡献，才真正懂得父亲的人生。

“他一直都是典型的学霸，出差日记写得密密麻麻的。”说起一起走过了68年时光的侯芙生，夫人袁亚英饱含深情，“家里的三个孩子几乎是我一个人带大的，我没有任何抱怨，一直支持他的工作。”

“直到八十多岁，侯院士仍然亲临生产装置一线，爬上反应器、蒸发塔、加热炉等关键部位，亲自查看。他提的意见建议可靠性、指导性很强，一直得到行业的公认。”董亚峥说，“侯院士的夫人袁亚英将他的照片、日记、笔记等材料捐赠给采集工程项目。在直接接触中和资料搜集的过程中，侯院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于石油炼制主要工艺、原理、基本流程，如常减压、催化裂化、加氢裂化、延迟焦化、催化重整等专业知识信手拈来。”

进入21世纪，侯芙生跨入了资深院士行列，但他仍活跃在生产一线，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长城润滑油能有今天的成绩，侯老功不可没。要做出好的润滑油，光有合格的基础油不成，还要有好的添加剂，好的配方，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侯院士在参观完英国的一家润滑油调和厂后，觉得很不错。于是他们决定改变生产体系，改成生产基础油，再调和成成品油的工艺体系。并于当年把原来搞军工燃料的621厂，改造成现在长城润滑油公司，使原来只用供军用的润滑油开始走向民用市场。

到了八十年代末，中国的润滑油技术和国外的差距明显缩小。中国终于可以生产出高档润滑油。后来证明，长城润滑油成长得很好。2004年，中国石化的润滑油品牌终于实现了“长城”的统一，并取得成功。

此外，壳牌公司的低能耗也引起了侯先生的注意。当时国内能耗在105万大卡，这就意味着，每炼一吨油就要消耗十分之一的油。于是，在他的具体领导和指导下，炼油厂开始大搞节能改造。经过六年的努力，将能耗降低到71万大卡，6年节约原油930万吨。后来他还专门召开了石油系统的节能工作会议，总结出炼油厂节能的具体措施。无论是当时，还是今天，都是意义深远的事情。

侯芙生院士参与完成了中国工程院国家重大咨询课题“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我国化工材料发展现状及迈入新世纪对策”以及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重大咨询项目“中国石化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等课题研究，为国家和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制定发展规划及政策提供了参考；经常发表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工方面的学术报告，为我国石化工业的持续有效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侯芙生院士研究以石油为原料的炼油、化工、化纤行业的联合，实行原料的优化互供；指导渣油催化裂化制乙烯等炼油、石油化工重大科技攻关；改革润滑油传统生产工艺；指导节能技术改造，大幅度降低能耗；解决重大工程项目如高桥重油催化、扬子加氢裂化、齐鲁氯碱以及抚顺腈纶、巴陵已内酞胺等装置运行中的技术难题，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励。

斯人已逝，知识长存。侯芙生院士所主编出版的《走向21世纪的中国石化工业》《炼油工程师手册》《中国炼油技术》第三版等著作是石油石化行业图书馆的必备书籍，不仅获得了国家级科技图书技术进步一等奖，更是石油炼化科技人员的教科书。

曾封锁美国激光技术15年

非线性光学晶体带头人陈创天院士

一个时代总有属于一个时代的记忆，一个时代也总有属于这个时代的人物。著名材料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陈创天，就是这样一个堪为时代符号的人。在今年初，陈创天院士获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提名，可他没能等到奖项揭晓的那一天。

10月31日，陈创天院士在京逝世，享年82岁。一份来自研究所的唁电这样写道：“在他长达半世纪的科研生涯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非线性光学晶体的发展史。”

1937年的春天，陈创天出生于奉化斗门头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热爱探索的他与自然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物质生活还很困难，陈创天和十多个同学挤一间宿舍，只能吃高粱米小豆饭。陈创天却一直很乐观，他坚信中华民族“必有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一次物理课上，陈创天被老师讲的“以太”论，深深地吸引了。老师说引力场不是“物质”，物体之间的引力不靠物质传播。这种当时颇为新颖的观点在陈创天的脑中挥之不去，他琢磨着，两个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怎么能不通过中间介质来实现呢？这种对学问的好奇心，促使陈创天和物理打上了交道。

1956年，陈创天考上了北大物理系。这时的北大大师云集，黄昆、褚圣麟等中国物理届先驱，成了陈创天的老师。在大师们的教导下，陈创天不仅学了扎实的理论物理，还确定了自己毕生的追求：“立志成为中国科学事业的栋梁，为中国科学技术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而努力奋斗一生！”

1962年，陈创天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投身于中科院华东物质结构研究所（现改名为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在卢嘉锡所长的指导下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化学学习，其后又专注于非线性光学材料的研究。

当时，世界上所有的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均为国外发现，中国尚未研发出自己的晶体。陈创天苦心钻研，1976年，他提出的非线性光学效应的阴离子基团理论享誉国际。1977年陈创天被卢嘉锡正式任命为非线性光学材料探索组组长，开始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改革开放的春风给陈创天带来了科学研究事业的春天。上世纪八十年代，陈创天带领团队在硼酸盐体系中相继发现了BBO和LBO晶体，引起了国际激光界的关注，被誉为“中国牌晶体”。

上世纪80年代，陈创天在进行激光实验

2001年，陈创天团队研制出了全球独一无二的KBBF晶体。KBBF是目前唯一可直接倍频产生深紫外激光的非线性光学晶体，用途广泛，打破了国际激光界长期以来的“200nm壁垒”。这也是继BBO、LBO后的第三个“中国牌”非线性光学晶体。

2007年，陈创天与相关研究组合作，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Ti:Sapphire激光的4倍频、5倍频输出（200nm－170.0nm）和Nd:YVO4激光的6倍频输出（177.3nm），并获得14mW的平均功率输出。Nd:YVO4激光的6倍频光源已成功的应用于超高分辨率光电子能谱仪，并首次直接观察到超导体在超导态时的超导能隙。

“中国牌晶体”的相继问世，无疑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轰动。

2009年《自然》杂志发表文章《中国藏起了这种晶体》。文章称中国禁运KBBF晶体，将对美国相关领域的研究产生严重影响。为了挖走陈创天，美国人不惜重金请求购买晶体或邀请他去美国工作，都被他严词拒绝。

直到2016年，美国先进光学晶体公司宣布他们终于研制出氟代硼铍酸钾晶体（KBBF），破除了长期以来中国对该晶体的技术封锁。而这距离陈创天的发现，已过去了整整十五年。

陈创天先生工作照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位为祖国材料研发孜孜不倦的学者，不但著书立作，将他的学术成果和研究经验留给后继者，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包括两院院士、“杰青”“百人”等在内的科研才俊，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种下希望。

陈创天的学生林树杰，至今仍记得几年前数次回到老师的课题组时的亲切场景。“陈老师在非线性晶体上的成就无与伦比，是中国人在激光领域最重要最可感知的贡献。”他说。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周兴江，曾与陈创天院士合作研发了世界第一台超高能量分辨率真空紫外激光角分辨光电子能谱仪。“这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一生。”他表示，“陈老是一个非常热爱科学的人，他不但对晶体研究有着极高的热忱，与其相关的科学研究他都感兴趣。”

这位为祖国科研事业贡献一生的老人，直到晚年还义无反顾地捐款100万人民币设立神经病学研究基金，用于资助神经内科学研究。

“陈老师不仅是学术泰斗，更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大师，一直也必将永远是我们的学习榜样。”原上海大学党委书记罗宏杰在回忆文章中说。

大师已去，留给世人的是永恒的追忆。

 

采编/王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