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印佛院士：野外走出的地质学家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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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先生曾说过“地质科学的源泉在野外。这里，也只有在这里，才能产生真正的科学问题和科学理论！”而我国著名矿床地质学家和矿产地质勘查专家常印佛院士一生将这句话奉为座右铭。

目睹动荡，结缘地质学

在抗日战争年代长大的常印佛院士亲眼目睹了中华同胞遭受欺侮和压迫的深重苦难，他意识到，国家贫弱才会招致侵略，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现状，让国家富强。常印佛院士从家中藏书中广泛地汲取营养，其中有一本《世界科学家列传》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从中认识到科学世界的神奇和科学家的伟大，对科学产生了向往之情。

常印佛院士高中就读于华东地区的王牌中学——南京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在那里他不仅学到了知识，还对科学救国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当时理想就是效仿我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之一丁文江先生和采矿和石油工程专家严爽先生，做一个地质学家，把祖国地下的资源开采出来，让国家变得富强。因此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他的第一和第二志愿分别选择了清华大学地质系和北京大学地质系，并最终被前者录取。这一切正如他晚年所总结，“强国梦”和“科学梦”，是他一生中的重要驱动力。

常印佛院士在清华大学三年的学习成绩

在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为常印佛院士一生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清华有来自全国最优秀的同学，也有得天独厚的师资，当时清华大学通识教育风气尚存，他广泛涉猎，博览群书，并旁听物理、化学、气象等系开设的部分课程，还学会了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

投身野外，实践出真知

为了响应当时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常印佛院士那一届清华学子提前一年毕业，投入到国家大发展的建设中。1952年常印佛院士被分配到安徽铜陵321地质队。

地质学的公理化程度相比于其他自然科学来说较弱，许多规律性认识需要从大量地质现象中总结，这就要求地质学家具备很强的野外工作能力。常印佛院士在工作的前三年里，几乎把地质工作的所有工种都做了一遍：看管钻机、岩芯编录、区域测量、地质普查与勘探、协助队长编写勘探报告等等。当时，他有近半时间在野外度过，先后到青石山、贵池铜山、湖北繁昌等多地做地质普查填图，这段经历也使他迅速成长，锻炼出了野外独立工作的能力。

常印佛院士（左一）在大别山响洪甸水库野外读图

“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如果从毕业算起，常印佛院士在长江中下游从事野外一线地质工作近12年。其间，他参与了铜官山铜矿的勘探和外围普查，发现（部分参与发现）和探明了狮子山铜矿、凤凰山铜矿、贵池铜山铜矿、黄山岭铅锌矿等一批大、中型矿床和矿产地，为铜陵有色金属基地和长江中下游“工业走廊”的确立提供了资源保障。

常印佛院士在野外工作

重视野外研究的理念几乎伴随了常印佛院士一生。即便当选为院士后，只要有机会，他仍亲自到野外，用随身携带的放大镜仔细端详岩石。他常说：“野外工作非常重要，对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我积极鼓励他们去野外，起码在野外工作五到十年，然后再选择研究机构、学校，从事教学、科研都行，但是最基本的素质要在野外培养出来。”

远赴海外，屡次得硕果

越战期间，中国对越南进行了全方位援助，其中即包括派地质专家组赴越做地质援助。受地质部借调，常印佛院士担任援越地质专家组组长，在老街一带寻找铜矿，并直接负责新权铜矿床勘探和外围普查工作。经过研究，他院士否定了原先认为该区矿床是矽卡型矿床的看法，弄清楚了实际成矿过程。专家组以新认识指导勘查工作，大大地增加了储量及远景。援越地质专家在老街地区的勘查工作成果获得了越南政府的高度认可，而常印佛院士作为援越地质专家组的负责人，也因作出较大贡献，在项目结束次年获得了越南国会颁发的二级劳动勋章。

常印佛院士(左)在越南黄连山沙坝野外考察

援越工作结束后，常印佛院士很快又被地质部借调到阿尔巴尼亚担任地质成套援建项目技术总负责人。在阿尔巴尼亚，他作为援阿地质大队总工程师，负责全区整个项目的地质技术管理和指导工作，另外还直接负责米尔迪塔铜—铬矿带中铜矿的区域成矿地质条件和分布规律的研究。在他所负责的成矿带内，经过实际调查，推翻了原先对地形构造的认识，找到了符合实际的控矿规律，并扩大了矿产储量。经过4年多努力，中国援阿地质大队圆满完成了援建项目任务。常印佛院士还获得了阿尔巴尼亚政府授予的一级劳动勋章，以此表彰他在援阿地质工作中作出的贡献。

常印佛院士获得阿尔巴尼亚政府颁发的一级劳动勋章

虽然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地质成矿特征与国内不同，但常印佛院士开阔了眼界，在工作思路和方法上都有收获。回国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使国内气象焕然一新，常印佛院士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上。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因在工程科技领域作出的杰出成就，常印佛院士当选为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获此殊誉者仅30人，地学部仅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