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的路难走，他却初心不改，忙中自乐；面对的题难解，他却迎刃而上，不言放弃。他总说：“我国的钢铁工业要真正实现领跑，必须做好原创性、前沿性、颠覆性研究，在从‘0’到‘1’的研究上下真功夫，做到人无我有。”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栋院士。

从小厂走到大厂

    1978年，王国栋院士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钢铁研究总院压力加工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于著名的轧钢专家张树堂教授。大学毕业后，他在鞍钢小型厂度过了难忘的10年。当时的小型厂主要轧制螺纹钢，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回忆起那段岁月，王国栋院士总会说：“小型厂以前被称为‘阎王殿’，可以想见当时工作的辛苦和危险。也由此，鞍钢的领导和工人们都懂得技术的重要性，都很尊重知识分子。大家都感觉到，现有工艺水平严重制约了产量的提升，工厂和工人都有着强烈技改需求。”

    初到生产一线，王国栋院士并没有技术革新的任务，但他却仍把问题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很快，他就从小型厂前辈那里找到了努力的方向。那时，小型厂出了两个享誉全国的劳动模范——王崇伦和张明山，他们都是善于创新、用科技推动生产力提升的典型代表。

    榜样的力量不断激发着王国栋院士的创新意识，一年后，带着这种勤奋好学的“冲劲儿”，他被调入了技术革新小组。此后，厂内哪里有问题，他就到哪里，一步一步，推动着厂子的发展，而王国栋院士也在此期间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设计制造出了许多成果。例如，他提出了计算轧辊弹性变形的计算方法，建立了系统的轧辊弹性变形计算软件；他提出的双阶梯辊改善板形的方法，应用于上钢一厂，创造了明显的效益。

理论与实践比肩并行

    鞍钢技术图书馆是鞍山的标志性建筑。初到小型厂工作时，王国栋院士就被技术图书馆深深地吸引了，因为那里有着当时与时代同步最为前沿的钢铁科技图书。“我的工作业余时间，还有几乎所有的周日休息时间，都是在图书馆里看书、查资料度过的。在那里，我了解到当时国际上钢铁行业最新的技术变革情况，也认识到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其实，王国栋院士不仅自己学习，还经常将国外的文献翻译过来，供行业内部学习参考。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读的多了，王国栋院士的眼界也更为宽阔。他逐渐意识到，知识分子和工人结合在一起，必然产生巨大的能量。“与工人们在一起，我能体会到他们的辛劳，更知道他们的需要。而工人的知识、品质、经验，对于技术人员的发展提升同样重要。”实践出真知，而真知只有运用到实践中去才会产生更大的效果。“你研发出来的产品，必须要用到一线去，这是个朴素的认识。而正确的科研，都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不可能凭空想象。”王国栋院士常常说道。

    正是由于坚持这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问题导向，王国栋院士每年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下企业。例如，在国家“973”项目开展时，王国栋院士与全国钢铁人一起研发超级钢。他带领着团队在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宝钢之间往来奔波，不但先于国外竞争者完成了200兆帕（MPa）级别普碳钢到400兆帕的科学研究，实现了强度的翻番，还提前近3年时间生产出原型钢，并进行了实际应用。2004年，“400MPa级铁素体/珠光体钢的超细晶强韧化与控制技术”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创新是发展的驱动力

    王国栋院士十分重视创新。他认为，现在我国的钢铁工业已经挺起了腰杆，但要真正实现领跑，必须做好原创性、前沿性、颠覆性研究，在从“0”到“1”的研究上下真功夫，做到人无我有。如2018年，王国栋院士所在的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国际上率先研发出2000MPa级汽车用热冲压用高强钢；在生产工艺上，他研发出薄带连铸、无头轧制等新流程、新工艺，正在向企业转化，可应用于多个重要钢种的生产。

    在王国栋院士主持的“轧制过程智能优化研究”这一项目中，他还提出了将“变形参数调优”、“组织性能参数调优”和“人工智能调优”三种方法融为一体进行轧制过程优化的创新思想，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轧制过程智能优化理论体系和实用方法；将上述理论成果应用于宝钢、抚钢、本钢等企业后，明显起到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的作用。

    深耕科研，王国栋院士硕果累累。他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奖15项，冶金科技奖二等奖以上奖3项，出版著作6部，译著4部，发表论文SCI收录70篇，EI收录133篇。教书育人，王国栋院士也是桃李芬芳。他培养的研究生中获得博士学位100人，硕士学位79人，此中大多数都成为了所在领域的佼佼者，为国家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仔细观察王国栋院士的日历，不难发现他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下企业解决技术问题、参加项目论证、参加行业会议等事项。这位被誉为“中国超级钢之父”的科学家，还在不断攀登，征服一个又一个科研项目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