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工业强国的现实需要，掀起全国支援建设的高潮，鞍钢的“三大工程”建设，从一开始就开启了新中国钢铁建设不平凡的历程。

建国初期 工业强国

       刚刚从战火硝烟中诞生的新中国，太知道钢铁意味着什么。“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个观点。但当时，全国的钢产量不足16万吨，平均下来，还不够给每个中国家庭打一把菜刀。

       早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已提出：未来中国工业建设要“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1949年12月，西南边陲仍弥散着战争的硝烟，重工业部就已经组织召开了钢铁会议。同月，毛主席前往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准备就两党两国所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同斯大林直接会商。

       但双方的文化差异使得交流出现一些障碍，经过几番周折，周总理来到苏联谈判。最终，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用来恢复国民经济。

       条约签订的三天后，周总理一行14人启程回国。李富春、王稼祥、叶季壮、刘亚楼等人则组成新的代表团，留在苏联继续谈判单项的经济贸易协定。最终，第一批援助的大型工程项目确定为50项，包括煤炭、电力等能源项目，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基础工业项目，以及国防工业项目。

       新中国成立前，鞍钢是国内惟一一家钢铁联合企业，使用的是日本人从美国引进的技术。东北地区原有的重工业基础较好，而鞍钢的底子又是全国最好的，便成了工业奠基的重中之重。

       1950年3月，中苏签订了《关于恢复和改建鞍钢技术援助议定书》，这是苏联斯大林时期对中国技术援助的第一个议定书。以鞍钢“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炼铁7号高炉为主要标志，新中国第一座大型钢铁基地的建设，是中苏之间确定的156个重点援助项目中的第一批项目，也是中苏之间确定的第一批50个重点援助项目中第一个项目，被视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中之重。

全力建设 全国支援

       按照中苏签订的协定，受中方委托，苏方正在加紧进行鞍钢改扩建的总体初步设计。从1950年4月，第一批苏联专家共26名来到鞍钢；当年7月，又一批来自苏联设计院的35名专家抵达鞍钢，后又增加到42名。他们在这里共收集图纸2763张，索取资料85册达4145页。

       历时一年有余，苏方编制出《恢复和改造鞍钢总体规划初步设计书》。改扩建总体初步设计书一摞又一摞，多达120卷，交付鞍钢的时候已经是1951年10月12日。

李富春

       恰在当月，国家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所作的题为《中国工业的目前情况和我们的努力方向》报告中，第一次公开透露:“到 1953年我们修建铁路的钢轨，就可以完全由自己解决了，大型钢材、无缝钢管及薄型钢板也能大部分解决了......”

       报告中透露的这个消息，意味着向全国、向全世界宣告:鞍钢“三大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而在当时，鞍钢“三大工程”还仅仅是张蓝图，还没有破土动工，要实现李富春代表党和国家提出的任务，只剩下不到两年的时间。

       正在此时此刻，全程参与了中苏两国政府之间谈判的鞍钢副经理王勋，统领的鞍钢国外小组8名成员，正在莫斯科紧锣密鼓地进行“三大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鞍钢国外小组与苏方举行了106次谈判，除了公休假日外，平均每3天一次谈判，高峰期曾经在78天中进行了40次谈判。到“三大工程”开工后，鞍钢共收到苏方设计和技术资料达6.5吨。其中，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的施工图纸就有2.4万张。

       1952年3月上旬，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来到了鞍钢，鞍钢“三大工程”动工在即。陈云强调，鞍钢的恢复和发展是全国基本建设的重点，应该及时转变工作重点，要把基本建设放在第一位。当月起，鞍钢首先将行政领导班子一分为二，开始组建基建系统，由副总经理王玉清负总责、副经理王勋负责基建设计、副经理王文负责基建供应、副经理赵北克负责基建施工、顾明出任基建系统秘书长，并采取“割韭菜”的办法，从生产单位抽调15名老干部、170名一般干部、180名技术干部以及大批技术工人转到基建系统。

       与此同时，为解决鞍钢基建人员严重不足的难题，陈云和李富春也在积极筹划。1952年3月19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党组请示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集中全国力量，特别是技术人员，首先进行鞍钢的恢复与改建工程，争取迅速完工。”5月4日，中共中央批复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党组的请示报告，向全党、全国发出动员令:“要集中全国力量，首先恢复和改建鞍山钢铁公司。”

       从1952年3月起，全国各地派来参加鞍钢建设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大中专学生、农民和军人等，相继前来鞍钢报到，共有4万多人。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大、小兴安岭，赣江和湘江流域的两万多立方米木材、关内外67个水泥厂供给的数万吨水泥，大连和沈阳供应的石棉，重庆供应的重轨，上海供应的电缆电线……全国有57个大中城市和199个工矿企业为鞍钢制造各种设备，提供生产建设用料。大批物资经由火车、汽车，甚至是大轱辘车或马车，源源不断地向鞍钢运送。

轰轰烈烈的献交器材运动

       一座不大的鞍山城，一时间沸腾起来了。1952年7月14日，鞍钢无缝钢管厂率先动工；同年8月1日，鞍钢大型轧钢厂破土动工；翌年2月27日，鞍钢炼铁7号高炉正式动工。铁路上、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川流不息；大白楼、小 白楼(生产和基建指挥中心)彻夜灯光明亮；施工工地上人喧车鸣，到处搭起脚手架，到处闪烁着电焊火花；人们走起路来像是跑步，各自都在奔忙。在炼铁7号高炉工程指挥部，担任甲方代表的炼铁厂副厂长周传典(后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说:“这情景，在我过去的生活中还是只见到过这一次!”

       最先竣工的是无缝钢管厂，1953年9月15日，无缝钢管厂机组开始试车。10月24日，世界级冶金权威、苏联亚速钢厂总工程师罗曼可亲自坐镇，正式试轧热轧无缝钢管。

最先竣工的无缝钢管厂

       试轧现场一片紧张忙碌。调度室里的两台子母钟哒哒地响着，40多部电话不停地传达着指令，变电所、主电室、油库的工人眼睛紧紧盯着仪器仪表，加热工烧上了试轧的管坯，轧钢工调整好轧机，一切准备就绪……14时20分，第一根火红的无缝钢管顺利轧制成功。罗曼可检验各种参数后，满意地说：“就算在苏联，这也是质量上乘的。”

       1953年12月15日，鞍钢大型轧钢厂举行竣工移交生产签字仪式；12月18日，鞍钢炼铁7号高炉竣工投产，流出第一炉铁水，安装工期仅用5个月零10天。至此，鞍钢“三大工程”全部完工。

       开工典礼前的12月21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工程现场，欣慰地题词:“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的开工生产，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的重大胜利。”

“三大工程”开工典礼

周总理在开工典礼上

       1953年12月26日，鞍钢举行盛大的“三大工程”开工典礼。

建设奇迹 开启好头

       鞍钢“三大工程”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

       大型轧钢厂首任厂长李文表示，大型轧钢厂生产的钢轨，一年就够铺一条由哈尔滨到广州的铁路；大型轧钢厂生产的大型建筑钢材，就可以盖起几十座像大型轧钢厂一样巨大的厂房；大型轧钢厂一年所创造的价值，可以修建年产3万部拖拉机的工厂两座。

       鞍钢“三大工程”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从这里开启了新中国工业化道路，为中国的钢铁业开了个好头。这里走出了数以百计的高级领导干部，数以千计的工程技术人才，数以万计的技术工人骨干。新中国的第一支基建大军就诞生在鞍钢。这支基建大军，经过“三大工程”的历练，壮大到了7万多人，并迅速走向了全国。

       1954年初，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中央呈交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着：大型轧钢厂工期一年零三个月；无缝钢管厂工期一年零三个月又十三天；七号高炉工期仅五个月零十天。“三大工程”创造出新中国工业建设史上的奇迹。

       与此同时，报告中，确定了要建设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将和鞍钢一起形成“三足鼎立”的大型钢铁基地布局。王鹤寿通知鞍钢，这两个钢铁公司生产准备所需的主要技术力量、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全部由鞍钢承担培训和支援任务。

       1956年1月，鞍钢支援包头钢铁公司建设的200名干部和技术工人启程，同时，武汉、包头和本溪钢铁公司6000名技术工人到鞍钢学习培训。

       此后的两年间，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106个正式施工，29个投产。到1955年底，基本建设投资已经完成“一五”计划投资总额的51%，工业增长速度三年平均为17.4%，高于计划要求年平均14.7%的水平。